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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刘伟: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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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7日15:43 来源:和讯网 


  和讯期货消息  11月26日,由北京期货商会主办的“2012年(北京)第六届期货高管年会”在京举行,各界将共同商讨如何学习国外经验,北京大学副校长知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中国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有一个可望可及的机遇,我们说再给中国七八年怎么样,再给中国三十七八年怎么样。这个机会难得。是毛泽东这代人使得我们国家独立,是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了三十多年走到今天,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这个目标面临着挑战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把握历史的机遇,迎接这个挑战,处理好我们的矛盾和困难,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这代人庄严的职责。

  以下为会议实录:

  主持人:刚才胡教授就宏观经济和行业的创新发展做了精采的演讲,后面我们下面演讲者有请北京大学副校长知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和前景分析。有请!

  刘伟: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北京期货商会组织的论坛,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现在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趋势。

  第一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问题,也就是他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目标。

  刚刚闭幕的“十八大”的报告讲的很清楚,首先讲了总量目标,一个是到2020年我们的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40多万人民币的GDP。翻一番后到那时候接近90万亿。我们2010年GDP总量按官汇换算成美元不到7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是9.4%,排在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国去年是15.1万亿,2010年不到15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是23%,我们2010占全球GDP的比重不到10%,排在世界第二位。翻一番后,到2020年90多万亿人民币的情况。总量大概按官汇换算成美元接近14万亿的水平,也就是大体上相当于美国2010年总的水平。这是总量。

  这个总量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年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到2020年,在这20年我们年增长率保持平均每年7.16%,不低于7.2%。怎么可能?我们去年经济增长9.2%,今年大概有可能7.5%左右,等于我们做了两年都是超过7.2的,有可能今后八年我们不用达到7.2,7.1%左右我们就可能实现2020年比2010年增长一倍的总量目标。看来7.1%左右的速度在今后距离中国潜在的增长力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潜在的增长力可能比7.1%要高。这是总量。

  我们数量目标里的第二个数据大家很熟悉的,实际上在“十八大”之前,“十七大”就明确提出来,后来在“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又做了强调,就是人均GDP,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翻一番最初没有提,在十六大当时提的是总量,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2020年再翻一番,这样是翻两番增长四倍,这里没有讲人均“十七大”提出了人均翻一番,再翻一番的目标。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要求的经济增长率也是7.2,但是前十年我们经济增长率接近11%以上,我们第一翻的速度就提前了,2013年就实现了翻一番,如果计划不变,到2020年还是实现比2000年增长四倍,翻两番的目标,只要达到6%左右就可以了。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到2020年实现人均同样跟着翻两番问题不大。所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人均GDP按不变价格翻两番。

  这次“十八大”是以2010年为基点,2010年GDP的总量是2000年的2.6倍,不是简单的两倍,所以我们在2.6倍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我们的总量增长目标,“十八大”明确的就比2000翻两番的目标水平就提高了。

  人均水平跟着翻一番,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千分之五以下,就是人口增长速度不能太快。根据最近十年我们人口自然增长增长率是千分之三,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不算,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水平下,只要总量翻一番,人均就可以相应的翻一番,这是第二个数量指标人均GDP。

  这次人们注意的是第三个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是什么概念呢?2010年城市居民的收入,人均是19000多元钱,这是城市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就是税后。19000多翻一番,就是四万元到202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2010年人均是5900多元钱,说大数6000元,翻一番12000,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这就是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城乡居民翻一番数情况。

  这里有一个条件实现这个目标,什么条件呢?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这个提法是什么时候提的呢?是“十二五”规划提出来的。我们过去长时期里,这样就产生了很多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十二五”规划为了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因此我们提了一条居民收入的增速和GDP的增速保持同步。

  如果GDP总量翻一番,每年增长7.2%,达到这个目标,相应的人口自然增长在千分之五以下,相应的人均GDP翻一番。居民收入增速和GDP的增速又是同步,居民收入也就跟着翻一番。这就是我们“十八大”提出来到2020年到建成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数量指标——GDP、人均GDP和居民收入。

  刚才讲话提了GDP不反映经济质量,我非常同意,因为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的问题,更多的是经济机构,现在像海湾国家,按照GDP平均水平比美国都富,但是海湾国家主导产业是原油采掘业,属于第一产业,直接从自然当中获取资源,不是现代制造业,更不是现代服务业。所以它的产业结构,它不是工业化的国家,更不是现代发达国家,是具有传统第一产业为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它的产品结构,它不是工业化的国家,更不是最终产品占优势,不是发达国家,他是原油,是初级产品,是初级产品占优势。所以它的GDP的数量指标,它非常富,比发达国家还富有。这是真主的眷顾,有伊斯兰教聚集的地方脚下就有石油,没有办法。但是你看它现代化的水平,从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看,它既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更不是一个现代的发达国家。所以按数量看,你说它是发展中国家?它不穷,它比发达国家还富。但是你按质量标准算,你说它是现代化的国家?它远远不是现代化的国家,甚至不是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怎么办呢?发达国家没有它,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它,给它单列一列,就叫石油输出国。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数量和经济质量撕裂的扭曲。

  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情况,十九世纪上半叶,1820年前后,按现在的算法,中国土地的GDP是全球GDP34%,绝对比英国、美国、法国高得多。但是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什么这么快?从一个世界GDP经济老大,迅速的崩溃为任人宰割的国家呢?你要看中国后面的GDP是什么支撑的呢?是稻谷、牛羊,有就说是传统的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产品堆砌了一个庞大的世界第一的GDP的大国。英国、法国当时没有我们大,但是它是什么构成的木?它是蒸汽机,是那个时代现代化的工业制造部门支撑的GDP,因为你的GDP比人家落后得多,竞争力比人家差得多,不堪一击。所以我们说更要紧的要看经济结构,这体现它的质量。

  我们“十八大”对经济结构问题有非常强调,非常鲜明,概括了新的“四化”:农业先化、新兴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只有从这四个方面来推进现代化的建设,从结构、质量和GDP的规模,数量深、统一上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我们要说的数据很多,这里只讲一个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我们是36.7%,世界发达国家5%,高收入的经济国9%。低收入的穷国平均72%。解决温饱的国家平均5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30%的样子,我们国家是36.7%。到2020年成为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大体上这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0%左右。我们国家1978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75%,2010年36.7%,下降了不到40%,32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多一点,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是加速的,今后大概一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两个点。下降两个点的话,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体在20%左右,就是所谓的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农业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

  从速度上来说,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京津沪三个城市,按照工业化的标准,工业化完成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东部沿海在80%以上,中西部大体在60%左右,西部民族聚集的地方,落后的地方,个别的省份在50%以下。全国加权平均70%以上。因为发达地区的GDP比重大。我们还有七、八年时间。中工“十二五”规划里和“十七大”的报告里就强调了“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所以中国工业化的时间表在“十七大”的报告里就已经开通了。关键这次强调了新型工业化,也就是说它的结构,它的方式。这是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14%,2011年城镇化第一次突破了50%,达到了51.3%,这个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落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突破了50%。人类文明史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在全球2009年。我们是2011年。通常讲城市化在30%到70%区间是速度最快的,加速度的发展。中国今年城市化率大概一年也是一个百分点多一点,并且有加速的趋势。所以到2020年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到那个时候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5%以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是城市化。

  信息化。

  信息化很难用一个数据度量,但是信心化的水准关键看现代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和城镇化发展的融合,也就是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你的农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推进社会发展。就是信息化与其他各方面的协调、同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四化”,这就是中国结构变化。

  到2020年我们现在可以说从速度上看,结构上看,我们有把握,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就是所谓战争、饥荒、动乱,如果没有这些发生的话,我们比较有信心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中国的前景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建党是1921年,到2020年前后,差不多一百年建成全面小康,这是一个近期目标,可望可及了。另一个目标是2050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前后,我们是1949年建国,一百多年前后建成民主、繁荣、富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那就是赶上发达国家。这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第三步就是进二十一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

  刚才有人讲从事期货人都比较年轻,包括领导、骨干,因为是新兴产业,尤其在中国。我看了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各位朋友,恐怕有的也就30多岁,不出意外的话,活到2050年应该还没有什么问题吧,这就是中国机遇,中国现代史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强国梦,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就是你可以看得见的。

  中国到现在再给七、八年时间,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再过三十七、八年时间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或者说是前景。

  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条件并不苛刻,对中国来说,容易满足。刚才讲了总量翻一番现在年均增长7.2%,其实现在都用了,我们都有两年高于7.2。然后人口自然增长只要控制在千分之五以下,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在千分之三左右。然后居民收入跟GDP增长同步,就是分配关系的问题。从增长潜在的可能性来说这个机遇应该是很现实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机遇是一个概率,再大也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把它变成现实需要很多的努力。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问题,概括成一句话,有一个很时髦的词——中等收入陷井。中国2011年GDP总量超过47.3万亿,比2000年提高了2.6倍多一点。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22倍。中国人现在13天生产GDP量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一年的量,速度还是很快。33年中国年均GDP增长9.89%。人均GDP,去年是35000多元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16倍,现在就是中国人差不多不到20天生产的人均GDP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一年的,这速度也是很快的,增长率也在9%左右,这是人均GDP的增速,这都是很了不起的。

  拿到国际社会一比,我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也就是世界银行统计225个国家,其中有113个国家人均GDP超过四千美元。在225个国家中113个超过了四千美元,比重在50%的样子。世界上大概一半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以上了,在这113个国家里现在有66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了一万两千美金,就是我们所说世界银行统计里的“拐点”,113国家减66还剩下47个国家,也就说现在人均GDP在四千美元以上、12000美元以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47个,我们中国属于其中一个。去年中国人均GDP是5400美金的样子。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排在世界第114位,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概括为中等收入陷井。比较典型像历史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这些国家,拉美漩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东亚的一些国家,东亚泡沫,现在正在发生并结束的中东北非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这些问题,人们在经济方面,把它归因于中等收入陷井的困扰,它没有实现穿越。

  有66个国家实现了穿越,在这113个国家有66个是12000美金以上,他们或者成为发达国家,或者成为新型的赶超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超过一万两千美金,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在现在,年头不一样。

  我们算了一下这66个国家实现跨越,就是4000美金到12000美金以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实现这个跨越平均用的时间是12年4个月。这66个国家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实现这个跨越平均用的时间是11年9个月。大体上是12年上下实现这个跨越。

  为什么有的国家用12年上下的时间实现了这个跨越,有的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以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跨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井。

  由于涉及到的国家比较多,47个国家正处在这个阶段上,所以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份研究报告里专门研究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问题,分析了它形成的原因。今天时间关系,不好在这展开,我们只能这么说,所有构成中等收入陷井的原因,这些因素,在我们国家目前都存在,都是我们很现实的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个,构成钟鼎收入陷井,首先很重要的原因,它的投资很难持续增长,投资需求疲软。原因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主要这个国家自己创新能力不够。中等收入阶段钱比过去多了,居民存款比过去多了,按说储蓄多了,国家可以把它变成投资,积累能力更强啊?但是比前一个时期投资需求疲软呢?前一个时期投资旺盛,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穿越了贫困,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发达国家根据比较成本的原理,把本国成本高的技术、项目、产品转移到穷国,这样带动了穷国的增长和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了。你现在穷国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并不穷了,要素比原来贵了,土地比原来贵了,劳动力比原来贵了等等,成本并不低了。换句话说世界上还有比你更穷的国家。人家往那转移了,就放慢或者停止向你这转移的技术的步伐,说明你比过去有钱,有储蓄,有存款。但是这个钱能不能转为有效的投资?就看你自主研发能力强不强。如果你研发能力强,能挖掘出新的项目,有新的投资领域开拓,新的投资机会捕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的拓展,一方面有储蓄,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一方面找到有效的投资项目,这样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自主研发能力如果弱的话,有钱找不到投资的机会,投不出去。如果愣投,就是重复建设,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在原有技术低效率的技术结构下扩大规模。扩大规模,经济一旦有周期性的危机的话,抗击打能力就不够,因此变成泡沫,被冲走。

  所有能穿越中等收入线的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重视研发,重视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所有限制中等收入的国家,共同的一点,他在穿越贫困发展过程中忽视教育,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忽视自己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提高。所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投资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是创新能力弱,所以投资效率低,因此不可持续。

  我们国家的投资需求,我们说内需不足,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投资需求的速度是很快的。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09年增长了33.3%,2010年增长了19.6%,去年增长了16.1%,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你注意没有呢,这是不是大起大落?15.1%%、33.3%、16.1%,的确是大起大落。

  谁有这么个本事把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的风生水起,大起大落,市场没有这个本事,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是分散的。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就是政府。

  说明中国投入需求的扩张主要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第一,没有效力,第二不可持续。政府为什么要投?市场不投。市场不投政府出手,否则失业率居高不下。可是政府投是低效率的,因此政府投的目的就是刺激私人投资。就是凯恩斯的企业不投、市场不投,政府投,政府不知道投什么呢?政府拿钱请人到海德公园挖坑,给人发工资,然后再请人填坑,再给人发工资。这些人拿了挖坑填坑的钱以后,到市场上去,他买茶杯,刺激茶杯的销售,他买话筒刺激话筒的销售。私营企业一看茶杯买的人多,投资茶杯,话筒买的人多投资话筒,私人投资带动。私人投资一带动,市场一起来,政府退出。

  我们现在麻烦,我们这个投资需求主要是政府行为。搞了这么多年,到目前我们企业不投,企业没有信心,我们的大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特别是有的垄断地位以后,缺少竞争力,缺少竞争力有垄断了就不创新,不创新他有钱,他没有投资机会,因为没有创新力,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找不到技术进入的新产品。他如果在原有产品下投,他知道就是产能过剩,所以不投。我们的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面对的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是国有垄断的,即使有投资需求,不可能要素市场为他公平的提供融资服务,他想投没有钱投。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没有启动,为什么中国的市场投资力量不活跃?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投,因此投资需求只能长期依赖政府,而政府不可持续。因此我们提出深化改革,努力创造公有制的多种形式,公平的为公有和非公有不同性质的单位,提供进入要素市场、运用市场服务这种制度安排的机会。没有这个的话,中国的市场力量投资需求肯定起不来。而政府拉动不可持续,并且是部分低效的。所以要克服中国投资需求疲软,投资的可持续性,根本是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力。通过技术进步,通过推动市场化的进程,提高效率,使得他一方面有有效的需求,一方面可以摆脱各种约束,能够持续增长。这是投资需求疲软。

  中等收入陷井另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消费需求疲软。

  这个很令人费解,为什么呢?你比过去有钱了,消费能力应该比过去增强,为什么比前一个阶段还出现了消费需求疲软呢?是因为经济增长了,国民收入扩张了,但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两极分化,你把大量的钱给了有钱人,越有钱的人他的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就消费倾向越低,他不花钱。大部分的社会成员没有钱,没有钱想花钱他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越穷的人对越来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他牺牲现在的消费,强迫自己储蓄。这就很糟糕,经济高速增长,结果在分配的时候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有钱人,有钱人不花钱,大部分人没有钱,越没有钱越不敢花钱,这样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严重降低,所以消费需求疲软,使得内需更加不足。

  我们国家现在大家知道,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恐怕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宏观上的问题。国民收入宏观上三个人分,政府、企业、居民。财政收入是政府的,GDP体现企业的增长活跃程度,居民是居民收入、家庭收入。这三个数,我们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这么多年,哪个数增长最快?财政收入。

  改革开放33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8%。财政收入的统计是按当年价格当年价格统计的。GDP的统计是按照不变价格统计的。我们把GDP还原成也按当年价格统计,按当年价格统计的GDP33年平均每年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8%,财政收入还是比GDP明显的高出。这三个数增长最慢的就是居民收入,但是政府、企业和居民,谁拿到钱就消费的呢?显然是居民。政府不能去消费,政府提供公共品,基础设施,政府拿了钱盖了一堆酒店,没有人吃住,就说我们去吃,这个不合适。企业的钱不能消费,它是积累,要扩大再生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给居民的钱少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自然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匹配。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特点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的作用不足,严重不足。

  我们有一个对比,国际消费经济增长十个点,大约7个点是消费拉动的,我们经济增长十个点,将近七个点是投资拉动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格局切块的时候,给消费者居民这部分钱太少了,当然消费的作用就不够,要改变这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不太好改变。你怎么改变呢?你动企业这块不好动,不能伤筋动骨。如果不动他就得动政府这块,这块不太好动,政府职能不转变,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体制不改革,事权不重新调整,税制不重新改革,责任不进一步的分工,你去减少财政收入的增速,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来说,恐怕要出现新的问题和危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大。这是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

  微观上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无论人们怎么计算中国的经济系数,无论具体结果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大家都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特别城乡差距,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000多元,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人均5900多元。差了三倍多,三个多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中国城市化率不高,51.3%,有将近50%是农村居民,50%的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有这么大的差别。城乡居民加在一起收入和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比相对已经偏低了,农村这块又更低。你想想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需求增长长期主要依靠50%多一点的城市居民消费在支撑,而另外50%六七亿多农民的消费增长和在总人口的比重严重不相称,这是非常大的局限。你要缩小这个问题,这就要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推动农业现代化,通过城镇化来缩小城乡差距,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短期就能够做到的。

  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的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出现了不合理的扭曲,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消费出现了问题,这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国家共同的问题,收入分工。所以你看所有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井国家,它努力构造社会橄榄型的结构,两头尖中间大,让穷人很少,让富人也不多,主要构造中产阶级,就是为了防止两头分化,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公平和效率的损伤。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国家的人,两极分化都极其严重。像历史上的拉美,像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像次中东北非危机,这给我们足够的警醒,这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疲软是因为创新力不够,效率不够,所以难以持续。在中国又加上一个市场力量不够,依靠政府更难以持续。消费需求疲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在中国再加上宏观收入分配的扭曲,这样就形成了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高失业,社会不稳定造成的危机。穷的时候高失业问题不大,失业的是农民,农民互相没有联系,孤立的、分散的、封闭的。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了高失业,高失业的人群里一定有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就是所谓精英失业。精英失业到一定程度非常麻烦,为什么呢?他懂外语,他知道和国际联系,他懂电脑,他知道网络,他结党,他有政治诉求,这非常麻烦,他会酿成社会政治问题,不是简单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井两个原因,内需不足,投资和消费。

  另外还有第三个制度创新落后,市场化落后。市场化落后,更多的要素不是通过市场配制,越是稀缺的要素越不通过市场的配制。市场化落后,市场不起作用,市场失灵,这个要素通过谁来配制呢?通过政府,掌握在政府权利部门手里。那企业要获得项目,获得这个机会,获得这个准入的资格,获得块土地,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只有找政府谈判,找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行贿。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效率原则使用。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谁的市场效率高我就给谁,越是市场稀缺的资源,越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就谁行贿力度大我就给谁。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高度腐败,和经济上的严重低效益。社会不稳定,经济难以持续。因为资源部按照效率资源使用,怎么可能持续呢?那就只有带来非常大的发展上的局限。最主要的效率一低,不按照效率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还有行贿的成本都在上升,上升以后进入了产品价格,造成了高通胀,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年通货膨胀率都在30%多,60%多,80%多,甚至百分之百,所有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井国家通货膨胀率都比较低,不是价格管理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效率提高,市场化的进程进一步的加剧,带来的技术创新。关键就在这。

  我们现在也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成本在持续上升,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有一些成本是不可的,肯定是越来越贵,有一些成本不应当逆的,不可能压低它换取竞争优势的,比如劳动力成本。怎么办呢?只有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就制度而言,关键是推进市场化,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一定是这样。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深入,这样提高效率。

  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创新力不够,技术不够,导致投资疲软,难以持续。一个是农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内需不足,高失业。然后再加上市场化不够,发展方式转变慢,成本消化布勒,腐败的同时低效率,导致高膨胀、高腐败、低效率。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国际经济稍有风吹草动,外需这块就会使整个经济塌下来,面临全面的危机。

  中国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有一个可望可及的机遇,我们说再给中国七八年怎么样,再给中国三十七八年怎么样。这个机会难得。是毛泽东这代人使得我们国家独立,是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了三十多年走到今天,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这个目标面临着挑战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把握历史的机遇,迎接这个挑战,处理好我们的矛盾和困难,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这代人庄严的职责。

  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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